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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律师在"一带一路"和"亚投行"的合作方式与商机 2016年第2期  作者:沈腾 帅和律师事务所



  本文以两岸律师在"一带一路"和"亚投行"的合作方式与商机为主要研究方向,总结两岸律师应具备的能力及合作主要内容,重点提出跨区域BOT合作模式将成为两岸律师合作的重要内容。
  
  自从中国发起设立"亚投行"、推进"一带一路"战略以来,中国资本大规模地涌入世界各地,特别是"一带一路"地区,既有雄厚的工业基础,又有良好的投资环境,成为资本抢占世界市场的前沿阵地。在资本席卷全球的大潮中,律师作为资本保驾护航的守护者,将会肩负更大的责任与使命。跨区域律师间合作将成为未来律师行业发展的重要方向。本文以两岸律师在"一带一路"和"亚投行"的合作方式与商机为主要研究方向,总结两岸律师应具备的能力及主要合作内容,重点提出跨区域BOT合作模式将成为两岸律师合作的重要内容。
  
  一、两岸律师合作参与涉及资本全球化的公权力运转
  
  (一)建立政府法律顾问团
  现在许多公职部门为了推进公职部门法制建设,实施依法行政,提高行政决策的效率,纷纷聘请法律顾问或者法律顾问团。从法律顾问的种类看,有常设法律顾问和临时法律顾问之分;从法律顾问的组成人员看,有法律专家学者、社会执业律师等。他们的参与对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起到了督促作用,促进了公职部门行政工作的规范化、法制化,保障了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健康发展,法律专家就公职部门建设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从法律角度提供专家意见和咨询,发挥着思想库和智囊团的作用;而社会律师的参与,则对处理与公职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有关的民事、经济、行政案件发挥着很大的作用。
  从实践中也可发现,法律顾问团存在诸多弊端,无法充分发挥"智囊团"的作用。第一,精力有限,无法顾及。法律专家学者以及社会律师都有他们自己的业务:法律专家要从事学术研究,社会律师要办理各类案件,这就使他们无法充分保证为公职部门提供法律服务的时间和精力。第二,过于重视个人荣誉,忽略职责的履行。部分专家学者、执业律师过于注重公职部门法律顾问这一头衔,以此作为扩大知名度、拓展个人业务的手段,而不去考虑如何切实履行公职部门法律顾问的职责,有的法律顾问甚至几年都没有为所顾问的公职部门提供过法律服务。第三,理论有余,实践不足。法律学者大都从事从理论到理论的学术研究,社会律师的主要业务也是办理大量民事、经济案件,他们对公职部门的实际工作内容、工作方法、工作程序等缺乏系统的了解,公职部门在实际工作中遇到棘手问题,向法律顾问咨询时,他们往往提供一些理论性的建议或者法律条文的规定,使得法律顾问提供的服务无法满足公职部门的实际需要。第四,服务的主动性不强,工作被动。现在大多数法律顾问都是被动地接受公职部门的委托提供咨询、处理有关法律事务,很少能够积极主动地从督促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角度参与到公职部门的决策中,使得公职部门法律顾问的作用大大降低。①
  (二)设立"一带一路"专项法律顾问委员会
  大陆欢迎台湾地区于适当条件与时机加入亚投行并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是大陆对台湾释放出的善意。不过,也担心由于"两岸协议监督条例"还卡在立法院,台湾加入亚投行并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恐怕短期内难以实现。两岸法律人士未来可协助企业界依据海外跨国控股公司的角色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大陆虽然在2008年后开放了台湾居民报考大陆司法考试,但在律师执业方面还存在一些限制,同时台湾律师所也不能像港澳律师所那样在大陆设立代表处。虽然通过大陆司法考试的台湾居民人数不少,但实际能在大陆执业的人员仍屈指可数,这两个因素就对台湾地区律师参与到"一带一路"法律服务造成了阻碍。因无法打入大陆市场,对台湾律师所、律师参与"一带一路"的大战略存有较大难度,大陆在这些政策上的限制应进一步放开。虽然,台湾舆论对大陆各级政府今年陆续出台的单方惠台政策还存有戒心,并对大陆来台的投资严加审查,但"国民待遇"是跨境投资的投资方所能取得的最好待遇,虽然有风险,但更多的是机会。台湾若能以更多的自信开放陆资投资,作为大陆企业"走出去"试水的试验市场,台湾的专业人才才有可能在不流失的情况下,借由"一带一路"的顺风车,有更大的发挥舞台。
  为了解决台湾地区与大陆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共同参与到国家法律服务市场,也为了更好地协调大陆与台湾之间的法律冲突与矛盾。两岸可以在各自律师协会的沟通协调下设立"一带一路"专项法律顾问委员会,该委员会的目的在于为两岸律师参与"一带一路"经贸交流往来提供专项法律服务,建议分为企业服务委员会、跨国并购委员会、国际金融合作委员会、BOT项目委员会、政府关系委员会等,通过吸纳两岸专业的律师、学者加入专项委员会为法律服务需求者提供专业、高效的法律服务,并且可以制定某一领域的法律服务行业标准。与此同时,规范化、专业化、集团化的法律顾问委员会也能够使法律服务的水平不断提升。专项法律服务委员会的设立采取推荐制与自荐制,由两岸涉及"一带一路"工作的律师协会、专业管理机构推荐律师、学者加入,也欢迎两岸乃至世界各地的法律工作者自荐加入,协调"一带一路"参与国与两岸经贸往来中的法律纠纷与摩擦,在不断增加两岸律师参与度的前提下提升法律服务的质量,进一步提高两岸律师的知名度,扩大两岸律师在全球的影响力。
  (三)两岸律师积极参与公职部门权力运转
  公职部门的决策直接影响到公职部门职能的实现和形象的树立,而公职部门是推进"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力量。因此,为加强公职部门的决策的合法性、权威性、可行性,公职部门律师担当法律顾问,参与公职部门的决策,提供法律依据,依法维护公职部门的合法权益,能够更好地推进资本全球化配置,提高资本运转效率。
  1.推动服务专业化、专门化
  在公职部门机关内部专门设立为其提供法律服务的公职部门律师,将为公职部门提供法律服务作为公职部门律师的一种职业、一项事业,可以使公职部门的律师长期任职于某一行政机关或者其他公职部门,专门处理本部门涉及的所有法律事务,使他们既懂得法律专业知识又熟悉本部门具体业务工作,进而提高公职部门律师为公职部门提供法律服务的专业化程度。其次,由于将为公职部门提供法律服务作为公职部门律师的一种职业,他们就有足够的精力投入到顾问工作中去,积极主动地为公职部门提供咨询、建议和意见等,帮助公职部门解决实践中出现的疑难、棘手问题,并积极地进行理论研究,探索如何把专门的法律专业知识与具体的行政工作结合起来,使法律顾问工作理论化、系统化。
  2.建立公职部门与公职部门律师之间的充分信任
  虽然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之一是行政公开,但公职部门在行使职权过程中,往往会涉及国家机密以及公职部门、个人的商业秘密。原来聘请一些专家学者或社会执业律师做公职部门法律顾问的方式,难免会使聘用部门的领导和工作人员担心他们不属于本单位的正式公职人员,保密意识不够强,从而不愿意将一些涉密问题提交法律顾问咨询、讨论,这使得法律顾问的作用大打折扣,不利于问题的解决。而公职部门律师由于具有公务员的身份,他们就只能为公职部门提供法律服务,不得对外执业。而且作为公务员,公职部门的律师必须遵守行政纪律,有义务保守国家机密以及所知悉的商业秘密,这样在公职部门与公职部门律师之间就打消了顾虑,建立了信任,既有益于具体行政问题的解决,也有利于保守秘密。②
  3.节约行政成本
  公职部门无论聘请法律专家学者还是社会执业律师,在他们提供了相应法律服务后,均要向其支付一定额度的服务费。尤其是对一些涉案标的比较大的案件,公职部门往往要支付一笔不菲的服务费用,这无疑会增加公职部门的财政负担。而公职部门律师由于其公职部门公职人员的身份,决定了公职部门律师要为公职部门提供无偿服务,公职部门的律师除从本单位与其他公职人员一样领取薪酬外,不额外收取其他报酬,这就大大节约了公职部门的行政成本。
  
  二、两岸律师重点合作项目
  
  BOT投资方式是近几十年来在世界各地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型的投资方式。这种投资方式适应了现代社会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对基础设施规模化、系统化发展的需要,是政府职能与私人机构功能互补的产物。BOT投资方式作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与私人资本的特殊结合方式,具有融资能力强、自有资本需要量小、投资收益有保障、投资风险易分散等众多优点,现已得到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和广泛运用。
  (一)BOT投资方式的概念
  BOT投资方式的基本含义是:政府采用某种形式通过特许权协议,将本应或习惯上由其自身投资经营的具有公益性质的(基础设施)项目或其他相关项目让给私有资本投资者或私有资本组成参与的项目公司进行融资、建设、经营、收益、维修,并在约定的年限届满后,由投资者将特定项目无偿移交给当地政府的一种系统的投资和融资的方式。③
  具体说来,所谓B,即Build(建设),是指由项目公司筹措资金,进行项目建设。项目公司一般由建设公司、顾问咨询公司、财务公司、设备原材料供应公司、国际银团组成。BOT投资项目,如果项目发起人的信用级别比较高,则由出资者单独组成项目公司;如果项目发起人的信用级别比较低及其他原因,则由项目发起人与投资者共同组建项目公司。所谓O,即Operate(运营),是指项目公司在规定的特许运营期内通过项目的经营管理,收回投资,偿还借款,获取利润。所谓T,即Transfer(移交),是指特许运营期届满后,项目公司将项目的产权无偿移交给项目所在国政府。
  综上所述,BOT投资方式是一个围绕特定基础设施项目投资、融资、建设、运营、获取回报及移交的复杂过程。实际上是集融资、建设、运营、移交为一体的多功能的投资方式,是对传统投资方式的重大突破,与一般的国际直接投资相比,具有自身的特点。
  (二)BOT投资方式的特点
  1.投资领域特定,适用对象有限
  各国的法律和实践表明,BOT投资方式一般不适用于普通投资领域,而是基本上集中在各国一些可以通过收费获得收入的具有公益性质的基础设施或服务项目上,例如电站、高速公路、铁路、桥梁、隧道、港口、机场、钢铁企业、化工企业、灌渠、水库、大坝、教育医疗卫生基础设施、仓库、环保设施、通信设施、工业园区等建设项目。这些基础设施项目规模大,投融资风险高,收入来源稳定,建设周期漫长,技术含量高,且通常为政府垄断经营,在国民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适合采用BOT方式进行融资建设,而普通的建设项目则不被BOT方式所涉足。因此,BOT投资的领域是特定有限的。但近年来,它的适用范围有进一步扩大之势,例如英国驻德国的大使馆从波恩迁至柏林,也是采用BOT方式完成的。④
  2.法律关系错综复杂,主体众多
  在BOT投资方式所体现的法律关系中,其法律主体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是其他投融资方式所不具备的。通常有东道国政府、外国的项目投资人;发放贷款的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提供项目保险、财产保险等业务的保险公司;建设工程的总承包人、转包人、分包人;提供机器设备等租赁的租赁公司、承租人;原材料供应商、项目营运方,等等。其中,众多的主体围绕着两个特殊的当事人而存在。一是作为项目招标人身份出现的东道国政府;二是作为投资方的项目公司。东道国政府既是项目的招标人,又是项目建设过程中的监督者和特许运营期满后竣工项目工程的所有权人,其作用是最为关键的。项目公司是项目工程的投资人、项目工程的建设人、特许运营期内对项目财产拥有一定限度所有权的所有权人和特许运营期满后将项目工程无偿移交给东道国政府的移交人,在BOT方式的整个实际操作过程中,往往处于核心地位。
  尽管BOT方式所涉及的主体众多,但他们在谈判协商的基础上通过签署一系列的合同来规范项目本身及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主要包括BOT特许权协议和BOT实施合同。在实践中,BOT特许权协议一般是由东道国政府与项目公司签署,是其他合同产生的基础和前提。BOT实施合同则以项目公司为核心,以其平等民事主体的身份分别就项目具体环节中的某一问题与他方签署合同。正是这一系列的合同,约束着各方主体,使他们在BOT过程中能做到相互合作,相互协调,各自发挥相应的作用。⑤
  3.风险责任界定明确,分担较合理
  任何一项投资活动都包含着风险因素,不同项目的风险有所不同,绝对的、万无一失的投资项目是不存在的。因此,一个基础设施项目选择BOT方式还是选择其他的筹资方式,意味着选择了不同风险责任的承担方式。BOT方式的特点在于风险责任的明确界定和合理分担。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融资因其规模大、周期长而使风险具有不确定性,因此,BOT方式首先要使项目风险尽可能做到确定化,然后将风险分担给所有的当事人。
  BOT投资方式的风险较之传统投资方式大而且复杂,可分为商业风险和非商业风险。商业风险通常是指由于东道国经济条件的变化和投资者经营上的原因引起的风险,是当事人可以控制、可以预测的风险,主要包括资源风险、原料风险、汇率风险、经营风险等。商业风险可通过投融资各方当事人的谈判协商来合理分担,还可以通过可行性研究预测风险,严格管理以降低成本,向保险公司投保以分散风险等方式来规避。但东道国政府不承担商业风险,不给项目公司补偿损失,也不为项目公司提供融资担保。这虽然避免了政府的风险负担,在一定程度上也制约着BOT项目的实施。
  4.投资效果受货币兑汇自由程度的制约
  由于BOT项目经营的服务对象主要是东道国用户,项目产出的收益基本上表现为当地货币,如在中国是人民币。但是投资者的投资大部分是外汇资金,在获得当地货币的收益后,投资者需要将其兑换成外汇以偿还项目贷款。同时,外国投资者的投资收益也需要兑换成外汇并汇到国外,在当地货币还没有实现完全可自由兑换时,收益兑换成外汇及将外汇汇出到国外,必然会遇到障碍。另外,在BOT投资中,项目建设资金大部分来自国外贷款,其还款保证来自项目收益。如果项目收益不能自由兑换成外汇,或不能自由汇到国外以还贷,贷款方必定会慎重考虑是否提供贷款,如此,项目公司在筹资方面必然会遇到障碍。这样看来,货币兑汇矛盾的是否解决及解决的好坏,将直接影响BOT方式的运用和发展。比如我国实行的外汇管制制度,就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外汇的自由进出,在实施BOT项目时,我国对此应作出了政府保证,以确保项目的顺利实施。以广西来宾电厂为例,政府采取了汇率锁定的方式,承担了一定的汇率风险,国家外汇管理局和电力部还出具了慰问函。
  (三)两岸律师在BOT项目中的价值
  律师实务,系指比较有专业特长的律师为从BOT项目的准备阶段开始,至项目移交完毕为止的整个过程及相关事务提供法律服务的一种高价值的非诉讼律师业务。
  在国外,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或地区,私有资本比较早地参与了基础设施建设,整体投融资环境比较完善,法律制度比较健全,律师为基础设施建设(包括采用BOT方式)提供全方位的法律服务的历史较为悠久,经验比较丰富,服务质量也较高。随着"一带一路"项目的推进和"亚投行"的落地,BOT项目将会出现井喷式增长,这就需要律师的介入。已建成的和正在建设的BOT或类似BOT项目,也都离不开律师的配套法律服务。然而,这块法律服务市场仍然主要被外国律师占领,大陆及台湾律师仅停留在为项目过程的某个环节或协助外国律师完成辅助性法律事务的阶段。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当前在国际、国内的大环境下,大陆及台湾律师如何开拓BOT业务,如何在竞争中尽量多占这一市场的份额,是大陆及台湾律师业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并且,中国BOT或类似于BOT的项目必将有一个逐步发展到大量发展的阶段,与之相配套的律师业务存在着广泛的潜在市场前景。⑥
  第一,基础设施的建设是一个国家经济建设在硬件方面的基础之基础,也是保持经济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在中国大陆,基础设施建设继续被列入"十三五"计划的建设重点,政府鼓励和引导投资的重心向基础设施方面倾斜。这一趋势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将会继续上升,尤其在广大的亚洲落后地区,以解决经济发展中的"瓶颈"问题。按世界银行的预计,"一带一路"项目地区在今后的10年时间里,基础设施建设所需的资金量将达到5700亿美元以上。这是中国经济建设的内在要求所决定的。
  第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往往规模大、时间长、风险系数高,资金密集程度更高,政府很难担负起独自投资的重任,需要一种既能募集到大量资金,又能降低或合理分担风险的投融资方式来解决建设中的难题,而BOT这种被国际上广泛运用的投融资方式,正好具备了这方面的优点。这是BOT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
  第三,中国目前发起设立"一带一路"项目和亚投行的落地。上述措施实施后,必须遵守当地市场准入等基本原则,随之,包括法制环境在内的境外投资环境将进一步得到改善,基础设施投资领域开放力度更大。由此可见,发展有中资参与境外的BOT项目的空间更为广阔,条件更为成熟。
  (四)两岸律师在BOT项目推进中的具体工作
  从BOT项目律师业务范围的分类而言,主要区别为:一是担任BOT各参与主体的法律顾问,提供有关的法律咨询。二是制作可行性报告,如为银行分析项目贷款风险和制作对某个项目贷款的可行性报告。三是代表一方与另一方进行谈判并签订协议。四是审查招投标的法律文件,提出程序方面的法律监管意见。五是协助办理与政府有关的法律文件,如公司登记注册,项目批文等。六是代理或协助解决项目过程中出现的矛盾或纠纷。其中谈判和签约是最主要的业务类别。从境外通行BOT项目核心工作的程序来看,可以体现为以下阶段性的律师业务内容:
  第一,在招标和评标阶段,协助发布资格预审邀请书,发布建议书和邀请书,准备和举行谈判,协助当地政府与中标人签约,确保国家发改委、商务部的审批,使特许权协议生效。评标时应考虑的事项:特许权公司结构和融资安排,运营承包商的经验,银行融资能力和银行出具的证明,公司组织结构,设备和设施,有关环境、质量保证、技术转让以及劳资关系的政策。⑦
  第二,在颁发特许权协议阶段,需确定的基本内容是:特许权的前提条件、场地、设计、建设、调试及竣工、建设处理、运营维护及维修、融资安排、政府的基本义务、公司的一般义务、终止、责任及保障、保险、特许期满后的移交及争议解决。
  第三,签订并实施在设计和建设合同阶段,涉及的内容:设计责任的归属、使用者说明的作用、工作范围变化的问题,明确最终的价格、支付和保险。
  
  三、两岸律师未来发展方向思考
  
  (一)推进跨国服务
  经济一体化的主要动力来源于跨国公司的全球化经营,为满足跨国公司全球化经营的需要,法律服务必须突破传统的地域服务、本国本土服务的定式,走出家门和国门,实现跨国服务。跨国服务的目标是在全球范围内实现智力、管理、信息等要素的最优配置,从而使法律服务成为一种多层次、全方位和综合性的高级服务贸易。目前全球排名前50位的大型国际法律事务所无不以跨国服务为首选服务方式,使法律服务跨越国界。中国的律师业也在赶这一浪潮,北京、上海等地的律师已走出国门,把中国的法律服务带到了美洲、欧洲和亚洲其他国家。
  (二)开展连锁经营
  同跨国服务的服务方式相匹配,连锁经营必然成为题中应有之义。法律服务业是一种产业,需要一流的经营来做大做强,这就要求将优质的法律服务作为一种品牌和无形商品在全球范围内经营。成功的品牌和服务一万次地被利用,利用一次就会获取一次利益,扩大一次规模。如同快餐业中的"肯德基",服装业中的"ZARA",将取得较低成本扩张的独特魅力。北京君合律师事务所、康达律师事务所等近年来致力于在大陆主要的城市连锁经营,已取得显著成效。
  (三)拓展跨业经营
  法律服务要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优质服务,光靠单纯的"法律"专业的咨询服务已显不足,还需要会计师等专业人才的入围和准入。不少通过合并组建的大型法律服务业"航母"感叹,会计师行聘用律师专业人才,为跨国公司等大客户提供包括审计在内的全方位的咨询服务,这对他们将构成强有力的竞争和威胁。据悉,某国际会计师行内具有律师执业资格的人员达2401名,与著名的贝克麦肯思律师事务所执业人数相差无几。因此,法律服务业不能单业经营,要网罗各方面的专业人才,跨行业经营,拓展咨询的领域和范围。
  (四)加大合资经营
  法律服务业既然是一种产业,就不可避免会有外来资本的介入。事实上,国际上不少大型跨国法律事务所都有合资经营的经历,特别同是英美法系或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律事务所,因彼此在相同或相似的法域,有着较为成熟的合资经营理念和规则,合资经营容易水到渠成。中国的法律服务业是否有一天也会引进"合资经营"的方式?在法律越来越多地为市场经济服务的时代,在市场规则越来越趋同的时代,法律服务会出现多法域服务并举的态势。
  (五)探索资本经营
  资本经营是实现利益最大化和快速低成本扩张的有效方式,是法律服务业发展的必然要求和内在动力。资本经营的典型表现是吸收合并和新设合并。资本经营使竞争成为合作,使智力、管理和信息等诸多要素在最大范围内实现有效组合和配置,使法律服务的市场份额得到最大幅度的占据和控制,实现合并双方和多方的双赢和多赢。同时,大陆及台湾律师业也面临不可多得的机遇。值得欣喜的是,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已经或正在重视和研究经济全球化对中国及律师业的新要求这一现实课题,并正在脚踏实地有所作为。
  注释
  ①邱世枝:《两岸金融合作中的投资机遇及律师实务》,载《法治研究》2010年第7期,第96-98页。
  ②李庆保、孙豁然:《阿根廷矿业立法概述及矿业投资项目操作法律实务》,载《黄金》2007年第10期,第
  1-3页。
  ③邱世枝:《两岸金融合作中的投资机遇及律师实务》,载《法治研究》2010年第7期,第96-98页。
  ④《关于推动律师为政府投资重大建设项目提供法律服务的调研报告(摘编)--全国美高梅建房委赴浙江、上海专题调研情况报告》,载《中国律师》2013年第9期,第26-30页。
  ⑤姚惠娟:《我国风险投资的法律制度和律师业务》,载《中国律师》2002年第8期,第64-65页。
  ⑥朱树英:《竭尽全力推进政府投资项目服务为律师的法定业务》,载《中国律师》2013年第6期,第15-16页。
  ⑦吕德快:《谈律师事务所的非律师投资--由美国禁止非律师投资于律师事务所而引发的思考》,载《法治研
  究》2007年第10期,第55-61页。
  参考文献
  [1]李庆保、孙豁然:《阿根廷矿业立法概述及矿业投资项目操作法律实务》,载《黄金》2007年第10期,第
  1-3页。
  [2]吕德快:《谈律师事务所的非律师投资--由美国禁止非律师投资于律师事务所而引发的思考》,载《法治研
  究》2007年第10期,第55-61页。
  [3]朱树英:《竭尽全力推进政府投资项目服务为律师的法定业务》,载《中国律师》2013年第6期,第15-16页。
  [4]蒋琪、贾国栋:《国企境外投资监管应充分发挥中国律师作用》,载《中国律师》2013年第5期,第57-59页。
  [5]《关于推动律师为政府投资重大建设项目提供法律服务的调研报告(摘编)--全国美高梅建房委赴浙江、上海专题调研情况报告》,载《中国律师》2013年第9期,第26-30页。
  [6]邱世枝:《两岸金融合作中的投资机遇及律师实务》,载《法治研究》2010年第7期,第96-98页。
  [7]韩骁:《论GATS框架下中国律师服务新秩序之建立》,载《青岛大学》2010年。
  [8]郑毅:《律师在民企涉外投资中的地位和作用》,载《中国律师》2014年第12期,第66-68页。
  [9]王菲:《海外投资金融解决方案--访大成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吴明》,载《纺织科学研究》2015年第5期,第40-42页。
  [10]姚惠娟:《我国风险投资的法律制度和律师业务》,载《中国律师》2002年第8期,第64-65页。
  [11]董箫、谢晓勇:《境外投资法律风险的识别与防范--兼论中国律师的作用》,载《中国律师》2012年第10期,第40-42页。
  [12]《亚太投资第一线:律师事务所之机遇和挑战》,载《资本市场》2008年第5期,第88-89页。
  [13]《风险投资中的法律风险与律师作用》,载《深圳特区科技》2000年第5期,第57-58页。
  [14]郭晶:《律师解忧"投资的烦恼"》,载《山西法制报》2015年1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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