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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戒》——闪烁而又很微弱的光亮 2007年第6期  作者:朱伟一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兼职教授

  李安胆大,敢拍抗战中的乱世佳人,而且拍国人皆曰可杀的汉奸易先生和红粉杀手王佳芝的男欢女爱。抗战片不好拍,许多被拍成了闹剧和滑稽剧,很不严肃,对不起我们的死难同胞,也让那些外国人看轻我们。我一直不懂,我们将自己个人的痛苦深藏心中,轻易不向外人道,为什么对于民族的苦难,却信口胡说?
  日本“二战”期间是一个残暴的敌人。对于残暴的敌人,只能用实力说话。对日本侵略者的任何多余的描述,都是对我们自己的亵渎。有的电影还要帮日本人做心理分析,让鬼子在影视片中大段说话,说日本话,还让鬼子配备了鬼子当时本来并没有配备的精良武器,表现鬼子的“神勇”,以反衬我们的部队克敌制胜,无坚不摧。但实际效果是长他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抗日战争的题材,不能拿来拍娱乐片。
  抗战是一个必须小心翼翼来写的题材。抗战之所以难写,在于战争的极端残酷,人性受到了极大的挑战。一流作家怕写抗战。张爱玲没有正面描写抗战。钱钟书这样的大师,对抗战这个题目碰也不敢碰。《围城》的时代背景是抗日战争,但《围城》中却没有提到“南京大屠杀”,没有提到中国军民艰苦卓绝的抗战。钱钟书应该不是汉奸,如果钱钟书也是汉奸,打击面怕是太大了一点。抗战的话题实在太沉重,许多人不敢去碰。我以为这是对的,至少说明钱钟书对一个严肃的话题心存敬畏。既然我们没有心理准备,既然我们还没有勇气面对历史,那么还是暂且不谈的为好。
  一、用细节说话
  抗战是沉重的话题,李安小心去拍,轻轻地去拍,经常是通过细节说话,借助台词说话。比如男配角邝裕民的台词,他对女同学王佳芝发誓,说“我绝不会让你受到伤害”。明明他已经将女同学推人火坑,命在旦夕,却还要对她起誓。
  命运经常捉弄人。在对待王佳芝的问题上,汉奸易先生至多是好猎色,最后还有些心动。反倒是爱国青年邝裕民要把王佳芝往火坑里推,要她充当杀手,要她去送死,而且逼的她失身、失节。这是一个中国男人很悲哀的地方,自己不能伏尸两人,流血五步,却一而再、再而三地把女生推到前面当诱饵。皇帝也是这样,明明是送上女人和亲,但却非要觉得自己是文治武功,伟大得不得了。
  邝裕民要杀汪精卫手下的汉奸,但自己发表豪言壮语的时候,脱口说出的是汪精卫的诗句:“引刀求一快,不负少年头。”现实中有很多错觉。李安有经验之谈,说是“旭日东升和夕阳西沉的画面难分轩轾,所以我们用太阳安息的刹那来替代晨曦微露”。(张蓓靓,《千年一觉电影梦》,人民文学出版杜2007年,第165页)。小说《色,戒》中张爱玲的话是“特务不分家”。邝裕民要救国是真心的,他错就错在强迫别人以他自己的方式去爱国、救国。
  李安攻击重庆来的特务头子老吴时,也是不露声色,通过细节说话。王佳芝有一封家书,请老吴代为转交其父。老吴满口答应,还向王佳芝保证,事成之后,送她去英国与父亲团聚。但老吴转身便将信烧掉。老吴是个职业杀手,但却躲在幕后遥控,把几个没有经验、混混沌沌的大学生推到前面。
  王佳芝是被同学利用,而她的同学又被重庆来的老吴利用。老吴又被谁利用呢?或者老吴利用别人,又被人利用?危险关头,老吴溜之大吉,丢下几个大学生送死。杀来杀去,杀到最后,与最初的目的已经没有多少联系了。“吴王事事堪亡国,未必西施胜六宫。”杀了一个易先生,又有何用?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有一句名言:“我不会为了自己的信仰而赴死,因为我有可能信错了。”
  《色,戒》并没有刻意贬低或美化某一类人。李安自己认为,“创作多是本能,是打破现成观念的”。艺术作品需要矛盾,需要冲突。电影《色,戒》充满了矛盾和冲突。男女情仇自有艰难的选择,特工职业云谲波诡,每一步都是何去何从的难题,而战争又把人的困境推到极致。李安将三种困境放在一起,把人物推到了两难困境的崩溃境地,是莎士比亚“是,还是不是”的经典表现。李安本人的状态就是这样,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喜欢走在边缘地带或是说灰色地带”。
  但冲突必须合乎情理,否则观众就很难接受。王佳芝为什么甘愿舍命送色?为什么她一再被人利用,却无怨无悔?很多观众看不懂玄机,看不出王女士有什么动机?为了帮助观众转弯子,编导安排丁不少床上戏,作为思想过渡的可信理由。但如果看的是删节版,就看不到这些激情部分,也无从判断该过渡是否合理。李安还精心编制了台词,王佳芝向上级汇报思想的时候表示,易先生是“比谁都懂假戏真情”。
  可观众还是想不通,尤其是漂亮的知识女性想不通。王佳芝为什么要舍身忘我?她们大多认为,除了那只漂亮的大钻石戒指,找不出任何其他令人心动的理由。容貌、学历和智商如王佳芝者,决不肯听命于他人,决不会死心塌地地为他人卖命。现实中应该是她们将男人玩弄于股掌之中。漂亮的知识女性实际上是在说,我们不会那么傻。这种说法不无一定道理。君不见,今日条件不如王佳芝女士者,择偶时也以嫁给欧美男士为首选,退而求其次也要嫁给美籍华人,年龄相差大一点也无妨,只要人“好”就行。她们其中一些嫁得还很成功,让人不服不行。
  编导与谍报人员有相似之处,两者必须将事情的来龙去脉交代清楚,否则观众就会有疑问,存疑太多就影响到欣赏影视作品。但无论如何,男女观众都有一点共识,那就是影片批判了中国的男性。三个人物中,观众只同情王佳芝。这种批判有现实意义。你看每逢春节佳节,北京城里的那些大老爷们,还要借助大威力的鞭炮来表现自己的阳刚之气。可平时遇到坏人坏事,这些大老爷们大多噤若寒蝉,避之唯恐不及。
  《色,戒》是男导演拍的电影,是男性在揣摩女性的心理,难免会有牵强之处。有人甚至批评李安是中年危机,必须通过拍三级片来找平衡。话说得虽然不好听,但只要在思考就好,思考比重复既定回答更为重要。德国思想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是这样说的:“在罪恶的极权统治下,(人的)不思想所造成的灾难可以远胜于人作恶本能危害的总和。”
  二、海风吹水都成泪
  我们这个民族是一个苦难的民族,海风吹水都成泪。我们的苦难太多,有那么多的死难同胞,生者也生活在禁锢和屈辱之中。在不太遥远的过去,我们还给妇女缠上小脚,她们还是孩子的时候就被缠上小脚,我们还要美其名曰“三寸金莲”——妇女缠脚的民族,其思想难道会不被禁锢?
  有苦说不出也是一种屈辱。我们是一个失语的群体。这个世界上的苦难民族,都有讲述自己故事的歌谣。俄罗斯有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格医生》、捷克有米兰·昆德拉的《难以忍受生命之轻》,波兰有肖邦的钢琴曲。我们有这样伟大的作品吗?叙述苦难的过程,也是心理恢复的过程。爱国的方式不能被垄断,高唱赞歌是爱国,悲歌一曲也是爱国。
  李安努力讲述一个悲情故事。女主人公本是一个淑女,五色温温,静始闻香。其家仇多于国恨,虽然没有舅夺母志,但远在英国的父亲却另结新欢,不接女儿去英国。无祖母可以相依为命,只能寄人篱下,驻在舅母的家里,知识女性蓬头垢面,形同村姑,心中之凄苦,不难想象。不过她的悲剧虽不始于战争,却因战争而加剧,继续求学只能是学日语。再见到邝裕民的时候,她已经是万念俱灰,却又被她曾经暗恋过的同学送上了死路。
  李安很会营造气氛,借助气氛讲述故事。他营造了两种气氛:一是杀气,再就是温情。影片一开始就充满杀气:背着长枪的士兵和挂着短枪的大汉充斥整个画面。“杀气”是张爱玲小说中原有的。按李安的说法,《色,戒》的“杀气是很重要的……我们进去以后,从地狱走一趟再出来,觉得人生还是有希望的,人还有感情的……”(《万象,2007年11月》。)
  《色,戒》的温情有时是很抒情的。小说和电影的结尾都有抒情的一面。小说中三轮车的“把手上栓着一只纸扎红绿白三色小风车。车夫是个高个子年青人,这在当日简直是个白马骑士”。小说的意思在电影中表现出来,真的是一种诗意,重新转换为文字就是“青山隐隐孤舟微,白鹤双飞忽相见”。上海闹市高楼相夹的街道,如同山阴下的峡谷,此时忽然云开雾散,明媚的阳光照亮了主人公。王佳芝有理由高兴啊,因为她放生了,留了易先生一条活路。她做了一次强者,易先生的生死,在她的掌控之中。王佳芝大多是受人摆布,这次她做了一次顽强的选择,她真爱了一次。真爱是对命运的抗争,即使爱错了一个人,那也是抗争。
  影片温情的一面来自李安本人,来自他的文化背景。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许多年来,我们在台湾承继了文化中国的古典养分,同时也吸收了美、欧、日的现代文化,个中带有舒缓、亲切的特质”。(张蓓靓,《千年一觉电影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第三页。)是的,在李安的作品中,观众可以感受到“舒缓、亲切的特质”。而这正是我们的人民艺术家所缺少的。我们的人民艺术家不乏才气,但总是免不了匪气、霸气或痞气,总喜欢居高临下,强加于人。李安不同,讲故事娓娓道来,平易近人,有一种平等的态度。
  三、拍给中国人看的电影
  有人批评说,李安的《色,戒》是用中国人的裸体取悦西方人。这种说法似乎并没有什么根据。事实上,《色,戒》在西方并不是一部好评如潮的影片。不错,该片得了威尼斯的金狮奖。但美国那边的影评很负面。《时代》杂志的影评说李安是在尝试将三级片提升到艺术的高度。《纽约时报》的影评更加负面,把《色,戒》说得一无是处。导演导演不好,编剧编剧不好,演员演员不好。文章批评李安是“一个好导演的努力用错了地方”。编剧则是编造多于内容……给张爱铃的原著添油加醋,提升性内容。按照这篇文章的说法,《色,戒》演员也是张冠李戴,女主人公“狡猾、反复无常、投怀送抱,又暗藏杀机,想入非非,充满情欲,这等角色由汤唯来演实在是难为她了,汤唯嘴唇漂亮,弯弯如月,举止温温,不适合扮演这等角色”。故事当然也不好,电影不短,故事讲了158分钟,也没有能使人信服。
  美国的一些影评即使是说了一些好话,也让人感到是明褒实贬。比如老曹被杀的那场戏,美国《新闻周刊》就说这段很来劲,一群爱国大学生手忙脚乱,慌慌张张地杀了想告密的老曹。影评家说这段戏出乎意料之外,看了很过瘾,这些场面再多些就好了。
  李安在中国台湾面对采访的记者,曾经忽然声泪俱下,说是他只在乎家乡人的看法。李安没有缘由地激动,让人有些莫名其妙。不过联想到《色,戒》在美国颇受冷遇,或许可以理解李安的心情。李安在中国台湾没有因为《色,戒》一片而受到非难,那他热泪长流就不太奇怪了。
  许多中国观众倒是对《色,戒》产生了共鸣。为什么呢?我以为,《色,戒》是一部拍给中国人看的电影,至少首先是拍给中国看的。李安自称《色,戒》是部年代剧(period piece)。(张蓓靓,《十年一觉电影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第3页。)片中有很多画面是历史的剪影。比如,后撤的大学生与开赴前线的部队交臂而过。开赴前线的士兵头戴德国式的钢盔,身穿鲜亮的军服,威武雄壮,军歌嘹亮。李安有国军情节。李安的父亲是国民党的中学校长,当时在国民党中应该算是有相当级别的中层干部。学生和士兵的士气都很高昂,但并不悲壮,反倒是洋溢着许多节日气氛。他们有理由高兴。他们为崇高的爱国热情所激励,抗战军兴伊始,持久阶段的艰苦考验还没有到来。同时,普通军民也暂时摆脱了统治者禁锢他们的桎梏。为了调动民众抵抗入侵者,统治者暂时放宽了对民众的控制。
  《色,戒》是个历史情仇故事,有强烈的怀旧气氛。今天的上海已经放大了许多倍,其标志性建筑是东方明珠电视塔和金茂大厦。从金茂大厦上往下看,白渡桥小得像玩具。但此桥曾经是上海的标志性建筑,也是有民国情节者的怀旧坐标。白渡桥被李安拍得很真切,桥上的人物、车辆熙熙攘攘,都是民国格调,非常逼真。看得出来,《色·戒》拍得不惜工本。
  影片中的许多人物、道具、台词,也只有中国人才看出来。易先生的办公室内有“平等、博爱”等口号,墙上挂着孙中山先生的标准像。看后我的感觉是,主义和口号是多么的苍白,随时可以被人利用。
  《色,戒》中的保镖和特工干部,大多身着中山装。中山装在影片中是地位和特权的标志,是影片刻意打上的符号和标识。
  四、“每一个哨兵都有可能叛变”
  《色,戒》的男主角易先生是个汉奸,所以影片有争议。可是李安并没有美化易先生。李安只是说,易先生对美人有些动心。美人曲意逢迎,不由他不动心。如果易先生不动心,如果易先生坐怀不乱,那倒真的是有点在美化他了。那么我们为什么要紧张呢?既然《色,戒》没有美化“汉奸”,影片为什么让我们局促不安呢?那是因为影片把着眼点放在了每个观众自己身上。“重兵围困的危城之内,每一个人哨兵都有可能叛变。”(格拉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色,戒》结尾时,大学生全部落入敌手,重刑之下,大多开口——“口供都对上了”。临死之前,除了王佳芝和邝裕民没有哭,另外几个大学生“杀手”已经崩溃,痛哭流涕。
  在声讨别人是汉奸的时候,我们恰恰忘记了一个最重要问题:那就是我们自己会不会叛变?我们自己会不会背叛?或许并不是背叛民族,而是背叛自己的亲人或朋友。我们逼着孩子死记硬背,学很多无用的东西。我们的孩子正在受难,我们有责任去解救他们。如果我们不能解救他们,为什么还要没事偷着乐?难道没有偷着乐吗?做父母的不是开着国内组装的外国品牌汽车,叼着烟卷,喝着小酒吗?有的还要讲黄段子,以示自己是个大老爷们儿,有信心、有决心、有能力。男女之间的背叛我们已经习以为常,但对自己孩子不好,那是最大的背叛——动物尚且不伤害自己的后代。
  “如果麻烦在所难免,就让我有麻烦好了。让我的孩子有安宁。”这是美国先哲托马斯·培恩(Thomas Paine)的一句名言。“让我的孩子有安宁”。我们有这样的勇气吗?恐怕没有。凡遇到困难,我们总是要击鼓传花,将问题往后传,传给我们的子孙,传给我们的后代,还要美其名曰“慢慢来”。可我们破坏环境的时候,我们破坏我们子孙的生存环境的时候——也可以说我们掠夺我们子孙的财富的时候,我们可是一点也不慢啊!这难道不是一种背叛?如果自己是个懦夫,切不要热衷于评判别人没有勇气。
  日常生活中,多数时候,我们又何尝不是忍气吞声、委曲求全呢?李安本人对此就有切身体会。当初李安客居美国,在他成为美国人之前(当然,他很可能还有还乡证,保留了爱我中华的权利),也是离乡背井。成名之前,他曾经在家蛰居6年,靠妻子的薪水和亲友的接济度日。其心中之苦,可以想象。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我若是有日本丈夫志节的话,早该切腹”。
  五、闪烁而又很微弱的光亮
  《色,戒》再有争议,也应该算是一部成功的影片。李安能够让那么多的人去看这部电影,谈论这部电影,产生那么多的联想,真不是件容易的事。有心人会看出许多不同的意思,唏嘘不已,希望用文字表达自己的感慨。我想,汉娜·阿伦特的一段话是很好的释义:“即使是在最黑暗的时代,我们也有权去期待一种启明,这种启明并不来自理论和概念,而更多的来自一种不确定的,闪烁而又很微弱的光亮。这光亮源于某些男人和女人,源于他们的生命和作品,它们在几乎所有情况下都点燃着,并把光散射到他们在尘世所拥有的生命所及的全部范围。”
  “不确定的、闪烁而又很微弱的光亮”。人世间可以是很黑暗的,需要光亮,需要温暖。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的温暖,那也是伟大的力量,远比轰轰烈烈的伟业更加具有生命力。是的,“光亮源于某些男人和女人,源于他们的生命和作品”。张爱玲的生命和作品是这种微弱的光亮,李安的《色,戒》是这种微弱的光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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