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员登录
您所在的位置:首都律师 > 正文
请拿证据说服法庭——杨明贪污案二审辩护词 2007年第6期  作者:钱列阳 许昔龙 大成律师事务所

  笔者按:2005年12月13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某证券公司某营业部原经理杨明贪污6480余万元,并拒不交代赃款去向,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犯罪情节、后果特别严重,以贪污罪判处其死刑,杨明因此被媒体称为“中国证券界死刑第一人”,一审宣判后,杨明不服提起上诉,笔者受委托后为杨明贪污案二审担任辩护人,正遇“死刑案件二审必须开庭”之东风,致使笔者能充分发挥律师的辩护功能,笔者紧紧围绕本案的证据问题展开辩护工作。2007年5月9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以该案部分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撤销一审法院判决,发回重审(注:文中主要涉案人物及单位均用化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北京市××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上诉人杨明的委托,指派钱列阳、许昔龙两位律师作为辩护人参加本案二审诉讼活动。接受委托后,辩护人多次到看守所会见上诉人,并认真研究了本案一审判决,现结合本案的证据材料及相关法律的规定,郑重发表二审辩护意见。
  辩护人总的辩护意见是: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犯贪污罪的涉案金额仅是同案犯张萍一人的单方面主观指控,各证据之间没有形成有效的证据链,是为孤证,同时本案具体涉案款项尚不能有效确定、案款去向尚未查清、同案犯张萍具有作伪证及取款后据为己有并没有完全交给上诉人的重大嫌疑,本案事实并未完全查清,故对上诉人不宜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理由分述如下:
  一、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贪污68400914元的主要证据仅来自于同案犯张萍一人的指控,且具体的数额不能相互印证,本案事实不清
  从案卷中的证据及上诉人在法庭上的供述来看,上诉人承认过收到张萍提取的钱,但收到了多少钱、共收了多少次,上诉人记不清了,至于张萍的口供同样不能明确地证实上诉人收到了多少钱、共收了多少次。据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于2004年5月13日对张萍做的《调查笔录》第4页记载:“我记得提款的笔数特别多,每次提的金额不大,总共提了多少记不清了。”
  涉案的68400914元到底是怎么来的,本案并没有彻底查清,张萍所说的实实在在的受害人在本案中没有体现,只有专业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某证券某营业部的账目进行审计才能确定营业部是否真有亏损。上诉人的供述与张萍的单方供述及指控,作为直接证据,由于不能准确、客观地表达具体的意思,不能相互有效印证上诉人到底收到了多少钱,同时又没有其他有效的证据来印证张萍的指认,仅凭这些存在诸多模糊概念的口供或证词不能判处一个人死刑、剥夺一个人的生命权。
  二、检察员当庭确认的6100余万元贪污数额仍然是在证据不充分,事实没有完全查清的基础上作出的
  在二审庭审中,检察员当庭确认一审认定的贪污68400914元数额有误,应为6100余万元,把不是张萍填写但是张萍指认取款后交给上诉人的11张取款凭条的面额、房屋的装修款等共计700万余元从68400914元中减去,在这里,有客观的一面,但是6100余万元仍然是在事实没有完全查清的基础上作出的,在法庭上,上诉人当庭供述有相当部分的款项是为了公司的运作,到相关的商场购买了礼品,并有发票到公司报销的记录,张萍在法庭上也供述上诉人有购买礼品发票在财务部报销,那么上诉人取款用于公务的支出(为单位的利益送礼)有多少?该支出应从总数中减去。上诉人同时还提到其取款后需要支付理财客户的回报,该部分也属于公司的支出,也应从总数中减去。
  在一审中,张萍将所有的取款凭条打包,均认定是上诉人交办、取款后交上诉人的,在这些取款凭条中,有相当部分不是张萍本人填写的(二审中已经确认),但张萍却主观错误地认定为取款后交上诉人了,那么张萍会不会将其他虽然是其填写但取款后不是交给上诉人的取款凭条也有意或无意地认定为是上诉人交办、取款后交上诉人呢?据本案现有的证据,这种合理怀疑尚不能有效排除。
  三、张萍作为同案犯,其口供可信程度相对较低,不能直接作为定罪的依据
  首先,张萍是作为同案犯被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的,其指控上诉人贪污的证言即是在被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期间交代的,张萍作为主管财务的总经理助理,直接参与了涉案款项的支取工作,与案件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作为同案犯,是案件的局内人,普遍恐惧自己被作为主要责任者,因此存在急于推卸责任的心理,而摆脱自己责任的最好方式便是让他人承担责任,具体结合到本案,张萍摆脱自己责任的最好方式就是说自己提取的现金全部交给上诉人了,作为同案犯的张萍,在这种心理下作出的证词,其可信度是很低的。
  其次,张萍曾供述提取现金时有上诉人的条子,但这一重要的证据(书证)在本案中没有发现。据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于2004年6月24日对张萍做的《询问证人笔录》第一次第2页。“问:详细说一下提现金的过程?答:杨明通过三种形式给我指示,一是打电话,二是到办公室找我说,三是写条子给我,明确告诉我从哪个客户的账户里看看还有多少钱,然后提多少钱给他,我按他的指令看账户的钱共有多少,我记得没有钱不够的情况,然后就按他说的金额取出现金给他。交钱给杨明都是在他的办公室。都是只有我们两个人,我总是把钱用报纸包起来,放在一个纸袋或塑料袋里交给杨明,用报纸包的钱不是我家自做的,多数是资金柜台的赵凤包的。”张萍所供述的上诉人写条子给她提款,这里的“条子”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直接的客观证据,作为主管财务的张萍难道对上诉人写给她的“条子”不会保留下来作为提款的依据?如果真的如张萍所说的有“条子”存在,那么“条子”又何在?另外,张萍在上述证言中交代,给上诉人的钱“多数是资金柜台的赵凤包的”,而证据材料中缺少赵凤的证言。
  四、张萍在时隔三、四年后才指认所提取的现金全部交给上诉人的证词是孤证,并且存在作伪证的重大嫌疑
  本案中,能够证明上诉人贪污68400914元的只有同案犯张萍单方的指控,并无第三人印证,也无其他有效的证据来印证,本案用于统计上诉人贪污具体数额的只是一些证券营业部的取款凭条——《北京某信托公司北京证券交易营业部取款凭条》,作为同案犯,张萍在事后指认所取的这些钱全交给上诉人了,从这些交易凭条的本身来看,看不出资金的具体流向,更没有上诉人的签章,看不出与上诉人有什么关系,只是张萍的一面之词。从证据角度来看,这是个孤证。
  取款手续是由张萍完成的,并且取款的时间大多数在1999年至2001年之间,在取款之初并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些款项是交给上诉人的,张萍是在时隔三、四年后,即是在被司法机关采取措施后,在这些取款凭条上写了“杨总交办,已全额交杨”的字样来指控上诉人。这里至少有三个问题值得重视,一是时隔三、四年后张萍的回忆与事实会相符吗?二是作为主管财务的张萍为什么不在取款之时就在上面明确记载那些款项是上诉人交办的?三是张萍凭什么能保证所取的款项全都交给了上诉人?由此可见,张萍有作伪证的重大嫌疑。
  五、本案不排除张萍提了款不交给上诉人的合理怀疑
  张萍作为主管财务的工作人员,她提了68400914万元难道都没有工作记录吗?张萍所提的68400914万元到底有多少钱交到上诉人手里?从案卷材料来看,具体的68400914万元均是张萍单方主观指控的,而张萍作为同案犯,这种指控的可信度是值得高度怀疑的,作为同案犯,不排除她提了钱后据为己有的可能。
  六、涉案款项去向不明,进一步说明本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能因为案款的去向不明而加重对上诉人的处罚
  在认定上诉人贪污罪的证据尚不够充分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以上诉人拒不交代案款去向为由加重对上诉人的处罚,是为错误认定。
  依据我国现行的法律规定,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在于检察机关(公诉机关),而上诉人是否交代案款的去向问题,只是有无上诉人口供的问题,根据“轻口供”的原则,如果检察机关在客观证据方面做得扎实的话,即使没有上诉人的口供,也照样可以查清案款的去向,继而由法院对上诉人定罪量刑。而本案的情况是,现有的证据尚不能确定具体的贪污数额,从一审中的6800多万元到二审中的6100多万元,及对6100多万元种种合理怀疑尚不能有效排除,说明本案在认定贪污具体数额方面证据不足,事实不清,不能因检察机关在本案中没有尽到举证责任,而加重了对上诉人的处罚。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世界上保留死刑的国家已为数不多,“慎杀少杀”是我国司法实践中对待死刑案件的一个主要指导思想,对死刑案件应该严把证据关,而本案的证据存在诸多疑问,具体的贪污数额最终不能有效确定,同时本案属于经济犯罪并非暴力犯罪,上诉人并非罪大恶极、罪当处死。另外,由于巨额款项的去向尚未查清,保留上诉人的生命,可能为日后查处其他案件提供有效线索,一审法院以贪污罪对上诉人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属量刑过重,恳请二审法院全面考虑案情,充分听取辩护人的意见,给上诉人一个公正的判决,谢谢!
  二审辩护人:北京市××律师事务所律师钱列阳、
  律师  许昔龙
  

打开微信扫一扫
通过手机分享
主办单位:美高梅正规网址技术支持热线:010-85269998
京ICP备09012756号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3312号
XML 地图 | Sitemap 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