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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度规范 悟道行善 2005年第3期  作者: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 娄耀雄

  以律师职业为谋生的手段(体面的叫法是“工作”),对于诉讼律师已经司空见惯了。可是,将律师职业作为一种人生追求,或者说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从中体现出人生的价值并获得成就感,就用上了各行各业的人都爱用的一句格言:“要想做事先学做人。”
  从初入法门的学徒到信手拈来可以调动各种社会资源的大律师,有一段长长的“悟道”之路。有些律师一直走在这条路上,没能出徒。法学教育,尤其是近代以来,采取的是大规模群体传授的方式,而法律的职业教育一直采取师傅带徒弟的方法,这一点无论从法院还是律师行都可以发现。法律职业教育自古流传的师徒式单线传授的原因,在于法律职业化过程中需要传授的是“道”而非“知识”。
  其实,道本身是无法传授的,只能靠自己的感悟,师傅能做的只是布道,徒弟从师傅那里学会的一般是处事之道,而为人之道则属于“道可道,非常道”一类。对成功的大律师做社会学研究,可以发现他们并不是影视作品中宣扬的为虎作伥的“恶的保护人”。相反,他们具备常人不具备的“善”。去质问他个人“为什么替坏人说话”是没有意义的,如果要问这个问题,应当去问这个职业本身。然而,有一点是肯定的,即使从功利的角度看,他们能够调动各种社会资源就已经反映了其具有各种社会资源都认可的“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成为一个成功的法律人,必须从心底里具备“善”的品性。什么是“善”呢?你在幼儿园时就学到的所有我们可以用“优良”修饰的美德加在一起就构成了“善”:勇敢、有责任心、爱整洁、仁慈、有爱心、讲信义……从古到今,物质世界的变化不可同日而语,而中国人的哲学、文化、道德等“大词”所表述的人文观念并没有改变,我们仍然生活在人情社会,儒家思想和中庸之道仍然占据着人事规则的核心。所以,概括无数成功法律人士的经验,有一点是共同的:从他们身上都能发现两千年前孔子推崇的“仁义礼智信”的美德。
  西方有一门专门研究如何成功的社会科学叫“成功学”,其研究成果表现在像卡耐基等成功人士必备的“外壳”上,比如见了人要当面叫出名字、要善于运用赞扬、要穿整洁的衣服、要守时等等。这些规则使得我们看起来更像一个受人尊敬、值得信赖的人。中国也有研究这种“外壳规则”的专家,像中国人民大学的金正琨先生,其研究范围除了衣着、言谈、举止外,还包含礼节——一种与他人之间运行交互式程序(我们俗称这个过程为“交流”)的界面。从外表判断人的内在品质当然有着以小见大的心理学基础,比如,一个皮鞋常年脏兮兮的人,性格上一般都有得过且过的劣根性,是不值得你托付大事的;裤线经常不挺括的人往往不追求完美,做事情也不会尽善尽美;守时的人因其遵守诺言而值得信赖。既然有了这种“以壳见核”的世界观,就不难理解时下流行的“包装”的方法论了:那些生性得过且过、随遇而安的人可以通过熨烫裤线、擦亮皮鞋的精心安排的“小事”创造出做事认真、追求完美的错觉。所以,从包装学上说,卡耐基并没有教给人们如何变成一个好人,而是教会你如何让别人觉得你是一个好人,就像“新东方”不教给你英语,而教给你如何考英语一样。从哲学角度说,卡耐基教导人们的善是一种功利的善,是为了得到更大的善的回报而付出的对价,他的“行善”与我们通常说的“作恶”从目的上看没有本质的区别,作恶是为了别人不再给自己大恶的减少亏损的目的,行善是为了别人回报自己更善的增加收益的目的。
  当我们生活在熟人社会时,人与人之间具有高度凝滞性,每天掉了几根头发都会被写进别人的日记,任意两个人之间多少都可以划上谱系中的连线,你的交易对象不仅看着你长大,甚至看着你的父亲长大。在这种社会,包装自然没有了实在的意义,难怪在“旧时代”没有几个人像背诵圣经一样把卡耐基的“人性的弱点”和“人性的优点”写在床头和铅笔盒里;但走进“新时代”后,卡耐基的理论越来越有了市场,因为信息社会是一个陌生人的社会,大部分人不会长期相处下去,有些只在虚拟世界中交往,这种社会中的交易一般都是一锤子买卖,陌生人社会中对“壳”的包装就显得尤其重要了,因为你的核对短暂相处的人几乎是不可知的。
  在是否靠背诵卡耐基的成功箴言就可以成功的问题上,法学院的学生和商学院的学生有着本质的不同。走出校门后,商人几乎每天都和陌生人做生意,只要学会卡耐基的如何给陌生人创造错觉就够了。而法律职业人每天行走在几百年不变的规则、几十年不变的法院、几年不变的客户之间。时光荏苒,沧海桑田,逝者如斯夫,商人面对的陌生人换了一茬又一茬,而法律职业人却一直生活在熟人社会中。这就要求法学院的学生学会的不仅是如何包装自己,而且是如何从心理上“革命”自己,从骨子里变成一个善人,而不是从服饰上和礼节上做得像善人。因为,面对熟人老板,你穿什么并不重要,你10年前是否在他的企业最危难的时候无私地帮助过他,会成为他是否愿意选择你做他的法律顾问的主要考量因素。
  我们在幼儿园的时候就受到“善”的教育,然而,在信仰危机的年代,“善”自然沦落为一种意识形态。为了“使自己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人们在意识形态的心理暗示下被动地助人为乐,人们行善不是为了他人,而是为了自我心灵受到意识形态颂扬的满足。强迫信仰的时代过去后,面对功利社会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人们行善出于另一个目的:有朝一日在阳间或在阴间获得更大的善的回报。
  然而,上述动机都不应当是“以法律为生活方式而不是谋生手段的人”行善的出发点。你行善只因为:世界本该如此,而如此的行为完全出自你的习惯。将行善变成一种无意识,就要求法律职业人内心经历“炼狱”,“革命”自己的人格,从“核”里面成为一个善人,而不只是从“壳”上看起来像是一个善人,达到了孟子所说的“由仁义行,非行仁义”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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